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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建华:名流消费与民国机制——以陆小曼、徐志摩与1920年代末上海小报为例(上)

日期:2017-05-27 来源:信息化建设指导网 作者:管理员

一:前言


在1920年代末上海,小报十分繁盛,据祝均宙统计,1926年7月北伐战争开始至1932年“一二八”淞沪战争爆发止,上海共出版各类小报715种(祝均宙2)。近来有更多的研究显示了小报与民国社会与文化的重要关系。①有些地方其重要性更甚于大报。1928年5月,出任中国公学校长不久的胡适在日记中写道:“上海的报纸都死了。被革命政府压死了。只有几个小报,偶然还说说老实话”(胡适110-13)。他再三提到的《晶报》,即“小报”之一。林语堂在《为蚊报辩》一文中指出:“大报失言论之责,故小报应运而生”,小报“说心坎里的话,搔着痒处的话,由是而乱臣贼子惧”。一旦用“春秋笔法”的典故,话就说得严重了。小报如蚊,声音虽小,“然若成群结队,其音亦可观,亦可使大人先生睡不成寐也”(林语堂70-71)。胡、林有感而发,对于我们考察大报小报的关系颇富启发。小报不可能取代大报,却以挑战垄断的姿态另辟言路,如1919年创刊的《晶报》标志着小报的崛起,凡为大报“不敢登”“不便登”“不屑登”的文字,它都来者不拒。挖墙角要有空子可钻,由于大报与社会需求之间的脱节,小报应运而生,三日一刊,小型四版,形式上短小精悍,且讲求趣味,图文并茂,雅俗共赏(包天笑419),遂为市民大众所喜闻乐见,新的叙事空间由是迅速延展,都市心态也得以滋养和形塑。


关于徐志摩与陆小曼的爱情传奇,我们耳熟能详。1926年10月两人在北京成婚之后移居上海,即成为公众人物,尤其是一些小报,如素有“四金刚”之称的《晶报》《金钢钻》《福尔摩斯》和《罗宾汉》,另有《上海画报》《小日报》等,对他们的一言一行争相报导。本文通过对这些小报的徐、陆叙事的考察,着重讨论它们以社会“名流”为中心的消费策略,考察小报之间在价值体系、传播功能与文化品级方面的差异,及其中蕴含的各阶层、社团和人际之间利益制约的游戏规则、伦理价值和文化政治。在新闻体或文学性叙事中,小报常通过“辞格”(trope)手法来描绘人物与编织图像化情节,借由明譬暗喻的修辞与脸谱化的叙事模式,小报在造成耸动效应的同时渗透道德评判,这也是其所含的“情感结构”特征及其与都市心态相扣联的关键所在。




二《晶报》“名人表”在地视域


1922年3月30日《晶报》刊出“上海最近一百名人表”,《表例》列出六条。第一二条曰:“本表所列诸名人,破除阶级,不分男女,不论职业年龄,但以现在上海有名者为限”,“现任之官僚,现役之军人,已嫁之妓女,虽显弗录”。此表署名为“娇波谨篡”,谁是作者难以确认,据例言中第五条,如果有人自觉为名人而未列入表中的,“尽可开具事略,投函晶报,经记者审查合格,容汇刊续表,以彰盛名”。第六条曰:“晶报中人除外,以免标榜之嫌”。因此这个名人表应当出自《晶报》同人,可说是代表了报社的观点。此一百人林林总总,这里不拟细作分析,如对于“吃素人”②、“隔壁姐姐及其介弟”、“特别照会”之类大多难以辨认。如“杨麻子”下注解曰“凡吃花酒者皆识之”,说明表中“名人”不一定人人皆知。粗看之,李平书、虞洽卿、包达三、聂云台、简照南等属工商界,康有为、郑孝胥属遗老,唐拾义、丁福保属医界,蔴皮金荣(即黄金荣)乃帮会大佬,宋汉章、劳敬修属金融界,沈信卿、黄炎培属教育界,陈独秀、胡适之、戴季陶属思想界,王正廷属外交界,张一鹏属法律界,老林黛玉、惜春老四、珍珠花属妓界,王美玉、小黑姑娘属演艺界,汪优游、麒麟童、张文艳属戏剧界,任矜苹、郑正秋属电影界,史量才、王钝根属报界,吴昌硕、郑曼陀属画坛,周瘦鹃、徐半梅、天台山农等属文坛,当然这些人有的是跨行搭边的。


这里仅举部分“名人”,作者没说明入选标准,却包括各界人士,在地的和在世的。1924年9月30日又“重修”了一次,说原来的《表例》不变,被排除的包括亡故的老林黛玉、离开上海的胡适、已嫁人的珍珠花和张文艳。新补的有报界的严独鹤和邵力子、电影界的王汉伦和童星但二春、思想界的章太炎、黑道的张啸林、戏剧界的洪深等。重修名人表引起讨论,有的认为新补的米希得博士属于外国人,不宜列入,有的建议应当补入女文豪吕碧城、工商界的王一亭和礼拜六派文人暨创建家庭工业社的天虚我生等。③值得注意的是,妓女惜春老四被除名,理由是“时代落伍者”,在前一个《表例》里没有提及这样的标准。


总之这确是《晶报》制作的一座名人堂,含某种市民色彩的“社会”视域,比例上占多的是工商实业界,思想、教育界必不可少,而文人和演艺界大多是传媒的宠儿,也是这一社会的权力机制的必要构件。有意思的是“现任之官僚,现役之军人”排除在外,大约怕惹麻烦,却凸现了市民社会的主体性。包天笑说小报的内容“当然以趣味为中心,第一是不谈政治,所谓国家大事,概不与闻”(417),事实上《晶报》上不乏有关北洋当局军政要人的新闻,大多被冷嘲热讽。另外凡列为名人的不见得都是道德楷模,达不必贤,如《晶报》就揭露胡适吃花酒、讽刺外国医生为康有为打“返老还童”的激素针药等。通过这个名人表,《晶报》在承认和打造名人,同时这也是小报在施展其特有的传播力量,提升其话语权的一种手段。所谓“名人”,作者和读者似心知肚明,其实这些人广为人知,主要是媒体传播的结果,如这个名人表之后附录的“已死未久之上海名人表”里,有阎瑞生和莲英的名字。阎因为谋杀了妓女王莲英而被枪毙,新闻报导轰动一时,又被搬上舞台、拍成电影,这两人虽死,却不妨碍在公众记忆里仍然是“名人”。


这份名人表不仅蕴含了《晶报》的社会视野,也展现了一种文化姿态,如例言声称的“破除阶级,不分男女,不论职业年龄”,显示了该报自觉作为现代公共舆论建制而实践某种社会公正的导向。这方面《晶报》较其他小报更为高调,其位居“四金刚”之首,不仅因为资格老及其“脚编辑”余大雄善于拉稿,还因为它拥有较为丰厚的文化资本。郑逸梅开列了《晶报》的“特约”撰稿人的名单,当然包括为名人表所排除的《晶报》同人,近五十位文人画师“当时都是颇有声誉的,阵容是很强的”(941)。其中除张丹斧、袁寒云为该报主笔外,包天笑与王蕴章早在清末就分别创办了《小说时报》与《小说月报》,为上海都市文学与文化的先驱。王钝根创刊的《礼拜六》周刊风靡一时且影响深远。严独鹤、周瘦鹃分别主持《新闻报》和《申报》的文艺副刊,另如毕倚虹、徐卓呆、张春帆、何海鸣、马二先生、胡寄尘、李涵秋、江红蕉、姚民哀等自民初即从事大众文化产业。二十年代,都市文学杂志再度勃兴,王钝根的《礼拜六》、包天笑的《星期》、周瘦鹃的《半月》和《紫罗兰》、严独鹤的《红杂志》和《红玫瑰》,李涵秋的《快活》、江红蕉的《家庭》、胡寄尘的《小说世界》、毕倚虹的《上海画报》等一时并起,或前后相踵,展示了千姿百态的文学与文化风景,而这些作家为各杂志供稿,十分活跃。在这种情势下,小报不啻另辟空间,为他们的文学剩余精力提供了发挥之处。


在文学史上这些作家向来是被贴上“旧派”或“鸳鸯蝴蝶派”的标签的,不过他们自己也不加以否认。尽管新文学运动正在长足进展,《晶报》与其他小报均以文言为主,且不采用新式标点,不无抵制之意。或许因为小报要求精悍,文言的使用更得到强化,同时也朝通俗灵便的方向发展。对这些作家,笔者有过论述,其中不少出自南社,他们占据着民初印刷传媒之要津,文化身份较为鲜明,在思想上渊源于清末的“国粹”思潮,政治上拥护共和宪政,在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政治危机中他们转向文化生产实业,以出版与写作为专业,一面顺从大众欲望,一面从事社会改良与大众启蒙活动。如这份名人表的“破除阶级,不分男女”所蕴含的理念,尽管国是纷乱,时局动荡,他们对于共和宪政并未失去信心,仍在坚持某种民主、平权的信念。


这也是我们观察《晶报》等小报的一个表征,如其揭露黄金荣纳妾、康有为和胡适的隐私,在满足大众窥私欲与促销报纸之时,实即起了监督“名人”的作用。“监督”或是这类小报最主要的社会功能,其涵盖面更为深广。在半殖民性质的上海,经济秩序与社会结构相对自由与稳定,小报运作于这一秩序与结构之中,虽然其中有攻讦造谣、挑战甚至颠覆主流价值之嫌,但无不在维护或受制于这一秩序与结构,而在相互激烈竞争之中监督功能呈现更为尖锐的形式。即使对于如日中天的蒋介石,从这类小报亦可见他的婚姻秘辛的披露,虽然是有分寸的,此外还经常有关于大报、大出版社的内部人事变动及交易运作的报导,所触及的往往属于秩序与结构中的机制性问题。在这方面《晶报》盯住大报,《金钢钻》、《罗宾汉》和《福尔摩斯》则盯住《晶报》,哪怕细如指出某大报使用铅字尺寸不当等,层层监督诉诸公众舆论,渗透着知识、社会公平和道德的理性评判基准,也含有各类资本,从经济、象征到文化资本的等阶差异,进而形成小报系统的复杂权力结构。


二十年代小报基本上属“旧派”地盘,共同分享新旧兼备的文化方针。论者指出清末的“国粹”思想并非意味着抱残守缺,而旨在立足于本土文化融会世界现代文明,造成自身传统的内在转换。④二十年代中由旧派文人主宰的文学杂志、副刊及小报仍然贯穿着这样的国粹精神,而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冲突、协商与融合处处皆是。最明显的莫过于文言语白话并用,文言负载着中国的历史文化,从秦瓦汉玉、唐诗宋词到文人与名花美人的风流余韵。如果说守旧是一种集体无意识,那么维新则是一个铜板的两面,色谱中也有浓淡深浅,难能一概而论,如丁悚的《中西医生之比较观》一图,画一西医出诊坐汽车,一中医坐轿子,题曰:“谁迟谁疾,望尘莫及;医人且然,何况医国”。这与新文化论调没什么两样,然而也有人把“国粹”等同于“国货”,显出强烈的民族情绪,其实也是小报的在地文化政治的一种表现。


处于话语的商战中,旧派作者必须与读者、商业机制合谋。他们卖文为生,不像五四诸公们另有教育与文化资本,而小报的生命取决于合谋方式,即文化生产能否产生富于潜力和活力的社会意义。因此很大程度上小报是推动都市现代化的部件,是情感和文化的润滑剂。在丁悚《中国女子之今昔观》的系列插画中有一幅是一个穿高跟鞋的时髦女子,在大街上昂首阔步,和从前哭哭啼啼的女子形成强烈对照。在这里现存秩序被合法化,谁也不愿回到过去。旧派一般都是建制派,即使将新事物妖魔化,也常是针对物欲横流之类的现象,企图以某些传统价值对现代性起制衡作用,或对现代国民起规训作用。某种意义上五四新文化大约是属于青年的,激情澎湃一往无前,而旧派追求稳定,具有老成的性格,这和中产阶级的都市愿景是一致的。


在性别问题上,小报的新旧杂陈不免吊诡,毕竟办报撰稿的多为男性。一方面支持女性的公共性,另一方面则大力推动贤妻良母的“小家庭”议程,在女性内外不同角色的区别上含有某种双重道德标准。上述名人表中有十余位女性,其中“爱夫爱夫”指FF女士,大名鼎鼎的交际明星殷明珠。她被《半月》杂志形容为“剪发易西装,为解放女子”(“殷明珠”296),能驾汽车、游泳、骑马,与异性自由交往,一副好莱坞女明星做派。就在名人表发布之前两个月,由殷明珠主演的《海誓》一片在夏令配克影戏院上映,轰动一时。《晶报》把她列为名人,乃打造时尚之举。另外名人表收入老林黛玉等妓女,也是肯定女性走向社会的表示。旧派乐于为妓女作广告,不仅与她们惺惺相惜,也体现了自由贸易的商业法则。名人表中“已嫁之妓女,遂显弗录”的表述耐人寻味,即女既已从良,就不能随便抛头露面,似乎也不再具消费价值了。




三《上海画报》:徐志摩与陆小曼


陆小曼与徐志摩一见倾心,各自离婚再婚,在北京已闹得沸沸扬扬。小曼本来就是交际界明星,自然成为媒体焦点。1926年10月、11月《北洋画报》先后在头版刊出她的照片,标题为“徐志摩先生之新夫人,交际大家陆小曼女士”。一为侧面头像,发际一朵大花,似烟花绽放。另一为半身像,倚窗回首一脸稚气。几乎同时《上海画报》上刊出寄自北京的《徐志摩再婚记》一文,说“鼎鼎大名自命诗圣的徐志摩先生”和“也是鼎鼎大名声震京津的陆小曼女士”如何各自经历了婚姻破裂,最后说:“从此徐先生无妻而有妻,陆女士离夫却有夫。真是一时佳话,多么可喜。”(金人)此文打情骂俏,介绍了两人在京中的名气。稍后又有从京中寄来《陆小曼婚史又一页》,说“徐陆订婚,大受任公教训,早已传遍京沪”,即指梁启超给两人主持婚礼时所作的训斥,又说做过财务部司长的赵椿年,与他太太一向喜欢陆小曼,认她为干女儿。赵参加了徐陆的婚礼,回家却给夫人臭骂了一通,她说“王赓也是小曼自己看中的,现在另婚徐姓,似此不顾羞耻,何喜可贺!”(潜龙)遂声称与小曼断交。小报嚼舌绘声绘色,颇能烘托气氛,也可见两人所受的社会压力,尤其是女性,而此文聚焦于陆小曼,对她是有点杀伤力的。


创始于1925年5月的《上海画报》引领了二十年代的“画报潮”,主编毕倚虹,后由钱芥尘接手,格式模仿《晶报》,三日刊,每刊四版,版面几乎大一倍,社会视域较为开阔开放。如称胡适为“文学叛徒”、刘海粟为“艺术叛徒”(《上海画报》1925年12月15日,第3版),对这两位的持续追捧,不无选择地对新思潮表示善意,如创刊号上刊出刘海粟的美术学校里学生们对着女模特儿写生的照片(芸生),在当时属大胆之举,此后不断刊出女性模特儿或裸体照片,模糊了美术与商业的边界。同时不时展示袁寒云的书法条幅,常是为妓女写的,以示其文采风流,不愧是袁世凯的二公子,由是新旧兼备,造成奇异的拼贴。每期由“怪才”张丹翁做一首歪诗,与摄影记者黄梅生专以“捧角”为务,通常对女性,从大家闺秀、演艺明星、社会名媛到妓女,可谓一视同仁。她们的照相在每期头版上,是画报的一大景观,也是民初“共和”观念的流风余绪。该报的最大特色是追踪当地各界名人,三教九流无所不包,诸如舞女、伶人、影星、画家、妓女、黑道大佬、运动健将等,包括街头测字的,或如胡适送亲友去美国留学等。这些也在周瘦鹃几乎每期的专稿中得到反映,他像一个文化记者,跑遍上海的角角落落,搜罗文化新闻。这份画报展示了“大革命”前后上海万花筒般的都市景观以及“海派”文化新潮,甚有看头(周瘦鹃,《礼拜六的晚上》)。


徐志摩与陆小曼开始在《上海画报》上亮相。11月15日有周瘦鹃《花间雅宴记》一文,记述了日本画家桥本关雪访沪,某名流设宴款待。周氏刚就座,就听到有陌生女子叫他,颇觉窘愕,原来是“江小鹣恶作剧,一纸花符,遂破我十年之戒矣。”一般的诗酒文宴有召妓的节目,沪上的放达风流可见一斑。文章写到:“中座一美少年,与一丽人并坐,似夫也妇者,则新诗人徐志摩与其新夫人陆小曼女士也。”席间有刘海粟、余大雄、江红蕉、潘天授(后名潘天寿)等人。该文配有桥本即兴为徐陆画的两小幅头像速写。陆小曼正式登场,是在半年之后。1927年6月6日《上海画报》“二周年纪念号”上刊出其大幅照片,题为“陆小曼女士(徐志摩君之夫人)”。两手托腮,面带微笑,发际簪一朵花,一派名媛风范,清秀典雅而不失妩媚。这位来自“北方”的“名媛领袖”,似给久餍浮华的洋场吹来了一股清新之风。


然而《上海画报》对她的捧场迅速升温,一个多月之后她的头像又上头版,标题为“北方交际界名媛领袖陆小曼女士”,介绍她:“芳姿秀美,执都门交际界名媛牛耳。擅长中西文学,兼善京剧昆曲,清歌一曲,令人神往”(1927年7月15日,第1版)。实际上这一期是“妇女慰劳会游艺会特刊”,预告将在中央大戏院开游艺会,海上名媛将登台表演节目,慰问北伐“前敌将士”。其时蒋介石在南京建立了新政府,此“上海妇女慰劳前敌兵士会”由亲蒋的高官郭泰祺、白崇禧、何应钦、伍朝枢等的夫人们倡议组织,加入此会的皆为沪上贵夫人与大家闺秀,对此南京总司令部表示嘉奖。《上海画报》不失时机地为之制作“特刊”,记者黄梅生作深度报导,好不容易拍到这些夫人的照片,在特刊上一一曝光。这反映了上海拥蒋的情况,对画报来说也属一种不乏爱国之情的政治投资,它在这方面是有传统的,当画报开办时,恰逢“五卅”事件,于是大事报导,销量激增。


在此特刊上陆小曼出足风头,另一位唐瑛女士在上海交际界素有“南斗星”之称,也是妇女慰劳会的主干,其照片却被刊在第四版。张丹翁专为特刊作《斗婵娟》一词:“金陵定下新都了,江南江北重造。前锋努力各青年,信战功非小。演名剧后防慰劳,登场尽是倾城貌。民众俱同志,问眼福何人不饱,唱万声好。请看淑女名媛,倩妆眉样,云裳新月谁妙?休嗟影子瞥惊鸿,全写梅生照。有几许千金玩票,故应值得刊专号。这一日道林纸,买贵上海,一家画报。”张氏一改平日犬儒作风,为新政权歌功颂德起来,当然也是画报的某种表态。


由此可见陆小曼来上海之后,积极参与公共活动,迅速融入上层社会,其社交手腕甚是了得。8月3日画报又出“妇女慰劳前敌兵士会特刊”,头版又见小曼照片,称她为“妇女慰劳会剧艺主干”。同日还刊出《思凡》和江小鹣合演《汾河湾》的照片。画报大约发现了一个难得的“新女性”典范:既有冲决罗网、追求个人幸福的勇气,而且又醉心于传统文艺,虚心好学。她演《玉堂春》,学程艳秋(后名程砚秋)唱腔,学书学画都有板有眼。上海滩的时髦名媛淑女何止少数,但画报以“风流儒雅”来形容陆小曼,或如另一份鸳蝴小报《联益之友》称她为“擅来才艺兼新旧,艳绝头衔交际花”⑤,确非一般交际明星所能比肩。事实上《上海画报》刻意把陆打造成公众偶像,两三年里她的相片见诸头版达十多次,固是非同寻常,不过那些画报上的照片,与一般标准头像不同,都具情调与个性,富于艺术气息。就在这期8月3日的特刊上,陆的照片一反其清秀形象,身穿毛皮大衣,珠光宝气,胸前掩一扇面,宛似王尔德名剧《少奶奶的扇子》中的主人公。1926年刘别谦的同名电影上映之后,次年洪深把此剧本改编成话剧,连续在上海演出,成为热门话题。妇女慰劳会在中央大戏院确实演出《少奶奶的扇子》,女主角由唐瑛担任,所以这一照片是否有意别苗头不得而知,它又刊于9月《良友》画报的封面,这番洋气打扮似不止是善翻花样而已。


徐陆的结合惊世骇俗,带有新文化的冲决性,看上去上海对两人够开放,感觉上终究有所紧张。《上海画报》一再刊出陆小曼的书法、诗词,以“旗装”或“戏装”现身,称她“风流儒雅”,似有意给她披上传统文化的绣袍,无形中在消解她的新文化成分,但陆不是那么易于规驯的。1928年4月31日有她的《请看小兰芬的三天好戏》一篇短文,极力推奖京剧演员小兰芬,就女子演戏提出“女子职业是当代一个大问题”,批评过去对于伶人的成见,所谓“唱戏应分是一种极正当的职业,女子中不少有剧艺天才的人”,且主张戏中旦角应当由女子来演,称道“今年上海各大舞台居然能做到男女合演,已然是一种进步。同时女子唱戏的本领,也实在是一天强似一天了。……我敢预言在五十年以后,我们再也看不见梅兰芳、程艳秋一等人,旦角天然是应得女性担任,这是没有疑义的。”此文以流利白话写就,那种女性本位立场与当仁不让的口气,透露出她的骨子里还是很“五四”的。


来到上海,陆小曼如鱼得水,而徐志摩如脱渊之鱼。难怪他要往北平跑,据说陆小曼花销大,他不得不去兼课,或说另有人让他牵肠挂肚,不过从地缘差异来说,徐的“诗哲”向受北平的校园文化灌溉,而上海小报对“名人”有兴趣,仍有消费价值,常把他拿来取笑,如《罗宾汉》上《徐志摩错认高百岁》一文对徐的近视眼加以挖苦,所谓“徐志摩长于才,而短于视”(彼得),是否有弦外之音就见仁见智了。张丹翁的《戏咏诗人徐志摩先生鼻》一诗中有“守宅充门钥,登床代帐钩;准开新月好,并不触霉头”等句,把他的鼻子比作门上锁、帐上钩,戏谑打趣中涉及闺房私密,不脱小报窥秘特性。“新月”当与徐志摩、闻一多等人创办新月书店有关,“准开”意谓登记时未遇到麻烦,示祝贺之意。别看张丹翁是个小报人,什么事都不放过,说他是怪人,实在是精怪。


徐陆在上海,传统的性别关系好像颠倒了过来。陆演《玉堂春》,徐也串红袍一角,被讥笑“台步如机械人”(瘦鹃“红氍真赏录”)。徐不会演戏,因为小曼而登台,台上显得木纳,但上海人大约是喜欢这样做丈夫的。在公众目光里,徐志摩成了夫人的陪衬,而陆小曼也无意扮演一个传统妇女的角色,就在张丹翁戏鼻诗的同一期有一幅她的书法,是写了送给黄梅生的:“古涧一枝梅,免被园林锁。路远山深不怕寒,似共春相起。幽思有谁知?托契都难可。独自风流独自香,明月来寻我”。诗中表达作者个性强烈,然而这不免令人纳闷:既和徐志摩爱得死去活来,且新婚一年多,这里说“幽思有谁知?托契都难可”,却看不到徐的影子。如后来发生所证实的,小曼这首诗并非无病呻吟,却是两人情感危机的征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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